PC 2

warmshwoers 1

android 1

学习 1

笔记 13

心得 3

书单 3

2019 3

阅读 3

论文 14

安全多方计算 8

garbled-circuit 1

密码学 8

爬虫 1

scrapy 1

豆瓣 1

Python 1

巴尔干 1

欧洲 1

骑行 2

攻略 3

日本 1

亚洲 1

OT 1

国内 1

广东 1

FederatedLearning 3

联邦学习 3

Meachine 1

learning 1

历史 1


缔造和平1919书摘



维也纳的美国使团团长反复向巴黎和华盛顿发电，要求解释这个词的含义，可是没得到过一次回复。想要把威尔逊的意思明确下来，向来就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自主发展”，“治下的人民有权在自己的政府中发声”，“小民族拥有自己的权利与自由”，创建一个安全的世界，“让每个热爱和平的民族都能和 我们一样，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国家的制度”。这些话白宫方面说起来滔滔不绝，也的确激励了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但是这些话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
在巴黎和会期间，他坚持表示爱尔兰问题是英国内政。他告诉他的法务顾问，有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代表团请他表示支持，他当时很想让他们马上滚蛋。 他的观点是，爱尔兰人就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
种说法只会带来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我担心千万条生命会因此葬送。有人为了这个原则会不惜诉诸武力，但理想主义者无视这种危险，等意识到这一点时，一切都太迟了
正如蓝辛问的那样，是什么造就了民族?是像美国那样，一种共有的公民权?还是像爱尔兰那样，一个共同的族群?如果它不是自治，那么应当改为自治 吗?要是这样的话，自治到什么程度才够用?不管怎么定义，一个民族能在一个更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幸福地生活吗
法国人强烈反对在他们丢掉的两个省份阿尔萨斯和洛林进行公决，因为德国先前把当地说法语的人赶了出去，又让德国人往那里移民，所以说公决会不公平。
1919年年末，威尔逊对国会说:“当我用这种表达方式[‘所有民族都有权自决’]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有如此多的民族会接连不断地找上我们。”
美国人倾向于把自己的价值观看成普世的价值观，而且认为他们的政府与社会是其他国家的榜样。毕竟，美利坚合众国是由那些想要抛弃旧世界的人创立 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革命也是想创造一个新世界。美式民主、美式宪法，甚至连美国人做生意的方式，都应当是其他人效仿的例子，这是为了 他们好。一个年轻美国人曾在巴黎说过这样一番话:“在我们和这里的伙伴同甘共苦之前，我们要先教他们如何做事，以及如何快速地做事。”
全欧洲的广场、街道、火车站以及公园都贴着威尔逊的名字。海报上用硕大的字样写着“我们要威尔逊那样的和平”。意大利士兵在他的画像前下跪;法国 左翼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出了一期特刊，知名的法国人在上面争相赞美威尔逊;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在沙漠起义，波兰民族主义者在华沙起义 ，希腊诸岛上爆发了叛乱，朝鲜人和北京的学生想摆脱日本的控制，所有人都把“十四点计划”当作他们动力的源泉。
“我好像看到了一场辜负众望引发的悲剧——我真心希望是自己感觉错了。”
据说罗斯福有一次外出狩猎，下属绑住了一头熊让他射击，罗斯福断然拒绝。此事后来传为美谈，玩具制造商用罗斯福的昵称“泰迪”给毛绒玩具熊命名，这就是“泰迪熊”的由来。
只有两件事情可以让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建立并维持紧密的关系，那就是共同的理念与共同的利益。
三巨头每人都给和会贡献了一些自己国家的东西:威尔逊带来的是美国那善意的、自信的保证，保证美国的方法是最好的，同时还带来了一种不安的猜忌，也就是怀疑欧洲人看不出这种方法的好处; 克列孟梭带来的是法国那深厚的爱国情操、由胜利产生的解脱感，以及对德国复兴的无尽恐惧; 劳合·乔治带 来的是英国广大的殖民地及其强大的海军。每个人都代表着重大的国家利益，但也代表了他们个人。他们的弱点与长处、疲劳与病痛以及自己的好恶也同样会影响着和谈。
人们很容易把1919年的形势与1945年的相比，但这种比较是错误的。在1919年，并不存在超级大国，没有在欧洲中部陈兵百万的苏联，也没有经济体量庞大、垄断原子弹技术的美国。1919年的时候，敌国没有被彻底击败。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们在成立和解体国家的问题上夸夸其谈，但需要破与立的国家 可塑性不大，而且塑造它们的力量也不够。
过去的错误就可以被纠正，未来就有了保障。里兹(Ritz)酒店的一名年轻的帮厨胡志明就发出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他那小小的国家越南从法国独立出来。 但无论是他还是越南都太弱小了，所以没有收到回复。
西方对俄国新政权的反应有很大分歧。信息缺失当然无法避免人们秉持强烈的观点，反而可能使之变得更容易。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将自己的希望和 恐惧投射进东方的这个黑洞中。激进的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1919年还真去了一趟俄国，并在途中写出了那句有名的话:“我看到了 未来，而且它行得通。”在俄国的亲眼所见并没有让他改变想法。[13]在右派一边，每个恐怖故事都是真实的。英国政府说自己发布的报告都源自目击者的 消息，报告声称:布尔什维克党人将妇女公有化，并建立了“共妻委员部”;把教堂改造成妓院;招来中国杀手来对付政敌。
国家本身的定义也不一样了，它不再靠君主或小股精英来体现，而是人民大众自己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
在巴黎，威尔逊坚持要做国联委员会的主席，因为对他而言，国联是和解的关键。如果国联能成立，那么其他事情早晚会迎刃而解。要是和约条款不完善，国联还有充足的时间去纠正;很多新国界需要划定，要是划得不合适，国联还可以将其安排好;德国的殖民地要被接管，国联可以保证接管过程平稳有序;奥斯曼帝国已经名存实亡，国联可以扮演清算人和受托人的角色，为那些还没准备好自治的民族服务。国联还可以为了下一代人，从总体上监督世界，保证和平繁荣。它可以鼓励弱小，培养道德，在有需要的地方惩罚不羁之人。这是人类给自身定下的一个承诺，一个契约。
但问题在于觉醒的不光是塞尔维亚人。在巴尔干地区，可以利用的记忆太多了。正如丘吉尔提到的，巴尔干人创造的历史不是他们自己能消受得起的。 塞尔维亚盲人乐手唱颂的是14世纪由斯特凡·杜尚(Stefan Dušan)统治的塞尔维亚王国，领土幅员辽阔，从多瑙河一直延伸到爱琴海;保加利亚人则 追忆起10世纪的西美昂大帝(King Simeon)的帝国，当时帝国统治的差不多是同样的区域; 希腊人记忆中的历史比别人都要辉煌，直接回到了古典时代 ，那时希腊势力范围向东延伸至小亚细亚和黑海，向西到意大利和地中海。哪怕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短时间地占领一块地方，也要翻出来为现在的领土要求 正名。那位旅行者对那位民族主义校长说:“那我们要走加来(Calais)也是正当的喽?”校长答道:“为什么不这样做?你们有海军啊。” 帕希奇是塞尔维亚民族激进党的建立者之一。
从1919年的角度看，巴尔干地区一个接一个的小型战争目的明确，过程简单。当地各民族靠着这些战争把自己从土耳其人死气沉沉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 到了1914年，曾经威胁到维也纳的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就只剩下了一丁点儿地盘，也就是色雷斯地区和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新成立的国家拿到了代表国家地位的东西:报纸、铁路、大学、文理学院、国歌、邮票、军队，以及国王。国王多是德国人。
虽然他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创建一个南斯拉夫国，而且这个国家也会包括塞尔维亚，但他把塞尔维亚人视为野蛮人，认为这些人的性格因为长期受奥斯曼帝国统治而扭曲了。他告诉一位法国作家:“我希望你不要把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提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相提并论。几个世纪以来，前三个民族在艺术造诣、道德情操以及智力水平上与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以及匈牙利人都有相同之处，这使他们成了纯粹的西方人。最后一个民族尚未完全开化，是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地区的杂种。”
大战期间，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还有波斯尼亚，尚属于奥匈帝国领土的一部分。许多来自这些地区的战士忠心耿耿地为这个垂死的帝国作战，直到最后一刻。在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轰炸成废墟的行动中，奥匈帝国军队中就有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甚至还有塞尔维亚人。他们击败了塞尔维亚的军队，迫使该国政府流亡，并占领了塞尔维亚，残害那里的普通人。不管在萨拉热窝谋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塞尔维亚人都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个总人口为450万的国家中，战争夺走了12万人的生命。到战争结束之时，不管特伦比奇和他那个伦敦委员会怎么强调南斯拉夫人的团结，这些刚刚还拼个你死我活的人是很难将彼此视作兄弟姐妹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
历史、宗教、文化导致各民族隔阂多年，而近来使之渐行渐远的还有战争，这是一次不稳定的合并。强调同宗同源和语言相似就能保证这个国家能维持下 去吗?外人很是怀疑。正如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员在1919年春写的那样:“虽说政府官员煞费苦心地严正声明(而且‘严正得过了头’)，说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是同一个民族，但这种说法非常荒谬。社会上的‘思潮’可是截然不同的。塞尔维亚人是战士和农民，克罗地亚人总的来说是避世的知识分子。大检察官应该算是相当理智的人吧，但他直白地告诉我，克罗地亚人早已放弃了与他们的马札尔(Magyar)压迫者抗争，投身到艺术中去了。”这位军事观察员还注意到，在克罗地亚境内，塞尔维亚军队越来越不受欢迎。
在1919年这种亢奋的局势下，地图上的国界线飘忽不定，什么事情都可以拿出来谈判，不去尽力多抢一杯羹才是疯了。
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家声称钦佩威尔逊，嘴里说着自决、公正与国际合作，打着代表人民的旗号请愿，但做的事情还是过去瓜分土地的老一套。他们摆出来的地图很漂亮，但一位美国专家写道:“战争与和平会谈导致地图造假，要想把所有造假的类型收集起来分析一遍，那就是部鸿篇巨制......在这种事情上登峰造极的，也就只有巴尔干地区了。”
美国人视自己为实实在在的中间人。不光是在巴尔干地区，他们认为自己在所有地方都扮演着这种角色。他们要从旧外交的荆棘中开出一条路，把自决的准则贯彻到底。不幸的是，巴尔干地区真正的人口情况不是那么好搞清楚的。用民族性来定义自身，对巴尔干地区的人来说还是新事物。他们主要还是按地区、民族或者像过去土耳其统治时期那样按宗教来看待自己。另外，就像海滩上的水坑在大风暴过后会留下各色生物一样，巴尔干地区也是如此。要想把这里的人按照民族分类可是个挑战。能因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语言都差不多，就说他们是一种人吗? 能因为前者主要信奉东正教，使用西里尔文字，而后者虔信天主教，使用拉丁文字，就说他们不一样吗? 马其顿人应该算哪个民族呢? 是按照历史和希腊人划在一起，还是按照语言和斯拉夫人并到一块。
到了1919年，那里就像煮开锅的乱炖，气泡爆裂得越来越快，喷出的都是猜忌与憎恨。
这种做法不光是涉及领土的争抢取舍，还波及了这些领土上所有居民的命运，更牵扯到了将来欧洲和平所仰仗的复杂结盟关系。
劳合·乔治最年长的女儿奥尔温(Olwen)，一个年轻活泼的已婚女子，曾到巴黎短暂逗留。在某天下午，克列孟梭乘车出行时让她搭了便车。两人开始攀谈，克列孟梭问她喜不喜欢艺术。奥尔温满心欢喜地说喜欢，于是克列孟梭从兜里掏出了一套画着淫秽图片的明信片。
在他看来，如果美国要加入什么联盟，那必须是加入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国与国之间有共同利益的联盟，而不是把美国拖进模糊的空口承诺的国联。
说它复杂是因为它要涉及具体赔偿清单的起草，还要研究德国到底能付多少钱。“赔偿”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分歧。赔偿就是指补偿损失吗? 还是说它是个幌子，真正目的是索要罚金，也就是一种支付战胜国战争开销的赔款? 因为入侵、人员死亡、设施损毁而无法征收的税金或利润损失也要包括在战争开销中吗? 要向孤儿寡母赔偿抚恤金吗? 那些因为主人跑了而死掉的牲畜要怎么算? 德国和它的盟国——如果还能找到的话——支付了赔偿，就等于它们承认自己对整场灾难性的战争负有道德责任吗?
事后诸葛亮，战胜国不应该太过关心德国的赔偿问题，而是要更多关心如何把欧洲重建起来。但在经过了这样一场给欧洲社会带来灭顶之灾的战争之后，政治领导人又怎么能轻言忘却? 不管怎样，民意就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英国人喊道:“让匈牙利人付钱。” 巴黎街头的海报则写着:“让德国先赔。”
列强们做事就是瞻前不顾后。他们在巴黎和会给了日本五个代表席位，这个数目和他们自己的一样，但是在最高理事会，日本人总是被忽略，或被当成笑柄。在一次会议上，克列孟梭用人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对旁边的他的外交部长说:“我们在这儿和日本人关在一起，他们长得太丑了; 来想想世界上的金发美女吧。
不过，在亚洲内部，日本被视作一种激励和一个证据，证明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可以被击败的。即便是因为日本强大而吃亏最多的中国人，也在日本的例子中看到了希望。数千名中国青年穿过北太平洋，去日本大学学习。
中国民族主义者非常明白，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以及仅存的中华文明都会消失。如果不是各个国家在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上有分歧和对抗，那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可能就已经被瓜分殆尽了。
在与日本合作的实用主义目的和帮助中国的理想主义目的这两者间，威尔逊和他的顾问产生了分歧——他们的继任者在20世纪20年代也是一样。中国到底能扶得起来吗? 值得为了它去冒险和日本发生冲突吗? 从长远来看，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不仅仅是要让亚洲人满意，也要让美国人满意。
中国代表团本身的分歧就和这个国家的分裂一样严重。成员们彼此怀疑，都认为对方投靠了日本人。就连在前往巴黎的途中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在东京时，陆征祥和日本外务大臣谈了两个小时。对于那次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众说纷纭:日本人显然认为他们得到了许诺，即中国会在巴黎和会上合作; 而中国人后来说，陆征祥只是承认中日1918年的秘密条约的确存在，但没有承认这些条约的有效性——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还是在东京停留期间，中国代表团行李中一个装着重要文件的箱子被偷了，而这个箱子里就装着中日秘密协定全文。在巴黎，代表中国南方派的、耶鲁法学院研究生王正廷向上海的报纸发回一封电报，悲观地说代表团里出了“一些叛徒”。他可能是指顾维钧，因为有传言说顾维钧和一位名声不佳的亲日官员的女儿订了婚。(实际上顾维钧爱上的是一位漂亮的、住在巴黎的印度尼西亚商业大亨的女儿。)媒体的报道不断追讨陆征祥，说他收受了日本人的贿赂。他越来越郁闷，越来越孤僻了。
第二天早上，顾维钧代表中国进行回应。虽然一上来声音有些发颤，但他又搬国际法又引用拉丁谚语，用一番犀利的演讲猛烈回击了日本人。他承认，中国在1915年和1918年的确和日本签署了协议，看起来是承诺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给了日本。但是，中国是在胁迫下签字的，这些协议不能作数。无论如何，所有与德国租界有关的问题，都必须由巴黎和会来处理。
顾维钧接着说，中国感激日本从德国人手中解放了山东，“但是在感激之余，中国代表团觉得，如果仅仅是为了报答这份情谊，就把自己同胞与生俱来的权利拱手让人，那代表团就辜负了中国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也辜负了整个世界，会给未来埋下不和的祸种”。他表示，各国有义务尊重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尊重威尔逊的原则，迫使各国把山东还给中国。
国人走霉运的地方在于，山东问题并没有在1月份裁决，而是等到了4月份把所有对德条款拼在一起、时间最紧张的时候才又拿了出来。到那时，和平缔造者们要权衡数百项决定，放弃这个，坚持那个，尝试满足不可能的要求，以求得出一个所有协约国成员都能签字的对德条约。这么算起来，中国人和他们的希望只是整个计划中不起眼的一小部分。威尔逊不得不参与到这种他讨厌的讨价还价中。日本的种族平等条款已经被拒绝了，如果还想在国联公约的事情上获得日本的支持，他只能搭上自己的原则。如果国联真的是全世界的最佳出路，那么或许牺牲中国这个小代价也是值得的。
巴黎的气氛是一种“自私的实利主义，且带有对正当权利犬儒式的漠视”，并质问道，“美国的理想主义就要在上个纪元的这种邪恶精神前畏缩吗?”不过 ，人们也很难不去同情和平缔造者们。他们身上的压力很大，而且到山东问题该解决的时候，他们人人都非常紧张了。
威尔逊自己的顾问几乎全体要求他驳回日本的要求，不管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布利斯考虑辞职，好避免在和约上签字。在蓝辛和怀特这两位同事的支持下，他给威尔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警察捡到你的钱包，把里面的东西拿走，再把空钱包还给你，并声称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如果这样都可以说警察没错，那么日本的行为就可以容忍。”他还指责这里面的道义问题。如果日本能拿到山东，为什么意大利就不能拿到阜姆? 他最后写道:“和平固然人人想要，但是还有两件东西更为珍贵，那就是自由与正义。”
1919年的中国人就看到了另一种方案。这个方案不是回归中国传统的老路，而是俄国的那套新秩序。俄国革命为传统社会提供了一个范例:它和中国那种传统社会差不太多，但用一次波澜壮阔式的行动跳跃到了未来。中国人在1911年后悲惨地体验了西式民主，对西方的幻灭加上从俄国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明确的方案，这些因素汇聚到一起，使得共产主义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如果说中国人还需要进一步确认这种方法的有效性，那么新上任的苏共外交委员那史无前例的措施就是证明:在1919年夏天，这位委员提出放弃沙俄在中国占领的所有领土与租界。(布尔什维克新政府从未真正履行这条承诺，但当时的中国人被这种慷慨的做法打动了，因为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表示。)
不过，这种担子要交给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去扛呢? 一个人口不到500万的国家? 一个穷到1914年前六分之一人口都移民、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跑了的国家? 一个分裂到在1917年还差点陷入内战的国家? 古希腊的历史的确悠久，但在巴黎和会上的这个希腊只是个动荡的新国家。和其他的巴尔干国家一样，昔日荣光都是用来弥补今朝缺陷的。
举例来说，在索要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的时候，他说那里的人虽然看上去像阿尔巴尼亚人，也说阿尔巴尼亚语，但其实都是希腊人。因为如果他们信东正教，他们在灵魂深处就是希腊人。要不然为什么希腊军队里的士兵的祖先都来自阿尔巴尼亚呢?